清晨六点，巷口的豆浆机发出第一声呜咽，像把夜最后一点黑搅碎。林阿姨把铁桶盖子“哐”地合上，热气扑在她冻疮未愈的手背，她却笑——笑那热是活的，会疼。
隔壁单元的老周推着爆胎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出来，前轮钢圈蹭着水泥地，吱啦吱啦，像钝刀锯骨。他抬头冲林阿姨点头，用嗓子眼里滚出的沙哑说：“今早多放糖。”林阿姨没应，只把勺子沉到桶底，翻出最稠的一勺，倒进老周掉漆的搪瓷缸。糖？她没加。老周血糖高，她知道，他也知道她知道。两人隔着蒸汽，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，看不清，却都瞧见对方心里的亮。
八点半，公交站台挤满人。戴耳机的少年把英语听力调到最大，仍盖不过司机刹车的尖叫。车门“嘁”地敞开，他被人流涌上去，像一粒米落进沸腾的锅。车厢里，谁的韭菜包子炸裂，浓烈的辛味在肋骨间乱窜。少年皱着眉，却伸手替身旁的老太太刷了卡。老太太攥着五块纸币，硬要塞给他，他摆摆手，耳机里正读到一句：“The world is made of stories, not atoms.” 他忽然笑了，笑得像把车窗外的阳光掰下一瓣，含在舌底。
中午十二点，写字楼电梯“叮”一声，吐出穿高跟鞋的阮星。她昨晚加班到凌晨三点，睫毛膏在眼底晕成淤青。工位上，外卖袋冰凉，沙拉酱把生菜泡得发蔫。她一边嚼，一边盯着电脑屏保——那是她去年在青海湖拍的照片，湖面把天空完整地偷进去，蓝得毫无分寸。嚼着嚼着，她忽然把外卖合上，抓起手机，订了一张周六去西宁的硬座。票款划出银行卡的瞬间，她听见自己心脏“咚”地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被成功越狱。
下午三点，暴雨毫无预兆地砸下来。巷口的梧桐劈啪作响，叶片被雨脚踹得满地打滚。林阿姨撑起一把褪色的红花伞，护住豆浆桶，自己半边肩膀湿透。老周不知从哪儿冒出，手里举着刚买的塑料布，两人一人扯一边，像给那桶豆浆搭起一座临时屋顶。雨幕里，他们的影子被路灯拉长，交织成一只歪歪扭扭的蝴蝶，飞不起来，却拼命扇动翅膀。
夜里十一点，少年在台灯下写卷子，笔尖沙沙，像春蚕啃食深夜。隔壁传来父母的争吵，声音忽高忽低，像坏掉的收音机。他塞上耳机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却在物理草稿纸上默写：“生活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。”写一遍，划掉，又写一遍。划掉的痕迹戳破纸张，像一道不肯愈合的伤口，却也让墨水透到下一页，留下更浓的印。
凌晨两点，阮星拖着行李箱回到出租屋。她终究没赶上那趟火车——老板临时加会，她一句“我退票”卡在喉咙，最后变成“我留下”。电梯坏了，她爬十四层，楼道灯应声而亮，像一场延迟的掌声。她喘着气，从口袋掏出青海湖照片，对着昏暗的声控灯举起。纸面被汗水浸得发软，湖色却固执地蓝。她忽然把照片贴到墙上，用透明胶狠狠粘住，四角拉得绷直，像给那一片蓝上刑，也像给自己钉最后一块盔甲。
四点五十分，城市最黑的时刻。豆浆机再次预热，林阿姨把第一颗黄豆倒进漏斗，电机嗡鸣，像从地底升起的佛号。老周推着修好的车出来，胎纹上沾着新鲜的泥。他们谁也没说话，只把路灯当月亮，并肩站一会儿，听机器把夜色磨成乳白。
五点零一分，天边裂开一道极细的银线。少年在桌上醒来，脸颊压着一张写满公式的纸，口水把“生活”两个字晕成模糊的水渍。阮星趴在电脑前睡着，屏幕仍亮着退票成功的页面。林阿姨把第一杯豆浆递出去，接的人是通宵送外卖的小哥，他摘下手套，掌心全是冻疮，却捧杯子像捧刚出生的太阳。
就在那一刻，所有人同时打了一个无声的哈欠——像约好了似的，把昨夜剩余的浊气一口吐尽。他们谁都不知道，在相距不过几公里的同一片晨光里，别人的叹息也正悄悄发生，像无数条暗河，在城市的地下交汇，带着盐、带着糖、带着未竟的远方，流向同一个不知名的海。
而豆浆机继续转，公交车继续响，高跟鞋继续敲，卷子继续写，照片继续蓝。
生活——不过是无数琐碎的齿轮咬住彼此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你以为那是噪音，细听，却是心跳。